努力开创甘肃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甘肃日报评论员

　　刚刚召开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深入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总结去年我省“三农”工作，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目标任务。这次会议，对我们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目标，扎实推进“三农”各项工作，奋力开创甘肃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去年以来，我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推进乡村“五个振兴”，加快改善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脱贫成果有了新提升，粮食生产实现新突破，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发展动能得到新激发，“三农”工作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全省上下要乘势而上、再接再厉，围绕建设农业强省的奋斗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打下坚实基础。

　　今天的甘肃，“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发生历史性转移，农业产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窗口期，乡村建设进入加快补齐短板的机遇期，城镇乡村进入协同融合发展的突破期。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我们具备诸多有利条件，拥有比较坚实的发展基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相对健全的支撑体系。但同时也要看到，我省“三农”工作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在新征程上推进农业强省建设，必须辩证审视“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既看到有利条件和比较优势，又认清差距不足和短板弱项，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扬长补短、固强补弱。我们要立足省情农情，总结用好实践经验，把握好规律性认识和原则性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因地制宜，坚持躬身实干，推动农业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全省“三农”工作，关键是把握好“六个聚焦”。要聚焦“守底线”，持续夯实“三农”基石，通过精准有效监测帮扶、加快脱贫地区发展、拓展协作帮扶成果，狠抓耕地提升、种子种质、大类品种、多元供给，抓好防止规模性返贫和确保粮食安全两大底线性任务；要聚焦“土特产”，持续壮大优势产业，通过挖掘“土”的资源、放大“特”的优势、提高“产”的效益，充分释放农业产业发展潜力；要聚焦“能致富”，持续拓宽增收渠道，通过强化技能培训、强化利益联结、强化政策扶持，让农民群众钱袋子鼓起来、日子越过越好；要聚焦“现代化”，持续推进乡村建设，通过积极稳妥开展村庄建设、治污治乱改善人居环境、延伸增效做好设施服务，让乡村更美丽、生活更美好；要聚焦“增活力”，持续深化改革创新，通过优化科技供给、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聚焦“强保证”，持续完善工作机制，通过健全党的领导机制、协调配合机制、干部培训机制、人才引育机制、要素保障机制、督查考核机制，为“三农”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做好“三农”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让我们锚定目标，铆足干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